引:
当观看电影变得越来越私人,当观影方式越来越多样化,我们却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。这似乎注定了关于电影的所有面纱都被一层层揭去,所有的电影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赤裸裸的展现在人们眼前,供人们观赏的同时接受任何用意的评论,解读,甚至被拆解成千万个定格画面以言语来决定影片的素质。所以说,变味,恐怕是现今大多数影片被千万人品味后的下场。
十多年前,在一本国内电影期刊上读过一片关于《恐布分子》的短评,穿插着零星的剧情,当时的想法是,无论如何一定要看看这部影片。十多年过去,当年半大懵懂的少年早已不见,在看过数不清的影片后,在经历的这些年的磕磕碰碰中,提起杨德昌,总要对多年不得见《恐怖分子》而耿耿于怀。或许有人觉得我太刻意了――如果一部影片的剧情片段在你了解多年后依然能清晰记起,你会选择观看还是放弃?因为我早就知道这是一部不善良的电影。我相信保持一种好奇心对于成年人心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
我习惯于选择安静的午夜观看杨德昌的电影,本片也不例外。看完《恐怖分子》我异常清醒,尽管已经凌晨两点半,心底的寒意却止不住一点点侵袭我的脊梁。终于,我看到了隐藏于杨德昌影片中一点点的妥协和无奈,影片《恐布份子》是所有我看过的杨德昌电影中最无情最绝望的,想想那些拍摄于1986年以后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《麻将》,《独立时代》,《一一》,他一点点的在妥协,或者说时过境迁,他变得越来越深沉,愈发显出一个思考者的大气和稳重。
题外话
如果你觉得我在为一个刚刚驾鹤的老者歌功颂德,或者又一次的玩弄文字以取悦还未曾观看影片的你,那么你可以不用陪我高歌了。因为在你看来,我可能像个可怜的推销员,兜售着自己怀中自以为是的宝贝,而你对于我囊中的物事又显得那样的漫不经心,所以,请不要以为我在又一次卖弄自己的观影经历。
《恐布分子》,没有明显的时代背景,假定这故事发生在现代的某个城市某个夏天。如果你不看文字介绍,恐怕全片你能报上名字的角色只有李立中和周郁芬。但如果全片所有角色都没有姓名,也大可不必见怪,因为角色仿佛只是本片叙事的代位品,即便都是无名氏,影片能让你记住的不光是人物,更重要的还有看似随机实则必然的恐怖。“恐怖”二字只在台词中出现一次,至于“恐怖分子”是谁则根本没有点明。片中出现这些人物:警察,医生,小混混,喜欢玩摄影的富家公子,写作为主曾任编辑的家庭主妇,略有成就的小老板,单亲失足少女,医院的主任等等;影片把主要情节打散,直到片尾交集――也就是往后杨德昌一直沿用的叙事方法;主要故事脉络已经不是影片的重点,透过这些看似随意的散漫剪辑,影片的主旨在于: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。仿佛宿命的,注定的气氛一直都在杨德昌的影片中贯穿,《恐怖分子》中我们看见的虽然是多个随机事件导致的恶果,依然有一种必然的宿命感蕴含。杨德昌在片中安排的巧合相对于其后的作品要显得刻意的多,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影片绝望无比。他把日常生活中随机发生的不确定因素一个个串联起来,环环相扣生成了影片最后的两种绝望的可能:要么还恐怖以颜色(报复性杀人),要么被恐怖吞噬(自杀)。杨德昌不可能提供第三种结局,因为从开始到结束,他都是在讲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无能,《恐怖分子》里面,似乎所有的角色都丧失了沟通的能力。不了解,不信任,不原谅,不妥协,这是故事中人物宿命不可挽回的起因。周郁芬始终在寻找一个新的开始,孩子,写作,离开李立中,而其实,在这一步步的决定之时,也伴随着一个孤独者走向绝望的过程,甚至,二人生活中那一通随机的电话连彻底决裂的导火线都不是。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《恐怖分子》中从来都不是善良到可以抱有一丝希望的,所以当结局来临,一切的说服力是那样的无庸置疑。除去结尾女主角的怀孕,摄影爱好者回到女友身边这两个尚算希望的情节点,影片没有一点点安全感,所谓的寒意,大约也由此而生。《恐怖分子》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导演其它作品的特征:弱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;也就是说,故事是没有年代限制没有特定背景的,这让影片传达的信息更宽泛,也因为这样,我把本片归为杨德昌最无情最绝望的电影,时代可以变迁,体制可能更迭,而人心,恐怕永远都改变不了,所以如影片标题,恐怖分子不是特指,而是随机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