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“窃听”改成“偷窥”便少了许多政治上的意味，但不可否认，这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其中的政治意味是如此的浓重，它所揭示的许多问题地冷战时期，在那种白色的恐怖之下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影片中没有过份的惊险镜头，人物肢体极度木讷之下，此片还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。于是，此片的娱乐本质显然是欠缺了许多，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与正视。回忆那段可怕的岁月，正视曾经缺失了人性的社会制度。

对于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，投以多少的赞许都是不为过的，但赞许之后，我们发现的却是政治以外的东西，于是，抛开政治不说，我们知道了人性的闪亮在永生不灭的，便有了《辛德勒名单》那样的影片，也有了这个《窃听风暴》。

英文直译本片是《他人的生活》，这样看来便是一种偷窥的心理，诸如此类的影片大多有一定的模式，

首先，偷窥者具有一定的人格问题，于是，本片中的维斯勒便隆重登场了。这个东德史塔西军官没有任何私生活，有的只是一双深邃无情的眼睛，严峻的表情中显现出一个所谓特务所独有狠毒与信仰。维斯勒以折磨那些所谓的右倾主义分子为荣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一切人都有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，于是，当他看到文艺界的德莱曼时，出于职业的敏感，他决定监视这个活跃的作家。于是，偷窥者的身份便已经确立了下来。

其次，大凡这类影片中被偷窥者都必须有着不为人知的事情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隐秘的，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，也许是某种生活上的变异行为，也许是某种社会身份的隐藏，但总的来说，被偷窥者如果太清白，这部影片当然也没有看头可言了。而德莱曼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出于作家的天性，德莱曼对当前的政策也有着极度不满的情绪，而他却是那种较为温和的人，虽然知道当局对自己有种莫名的敌意，但他还是要平静地处之，一方面只想在这种平静中苟存，而另一方面他还是要保护着自己的家人。但这个人物内心涌动激情却不可磨灭的，于是，在得知妻子为保护自己不得已委身于那个部长，当得知好友自杀之后，他终于愤怒了。德莱曼的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，这也是维斯勒正要追查的事情。

本片的优势在于对偷窥者与被偷窥者做了相同笔墨的描述，这与以往一些类似影片中偏执某方的作法并不相同。维斯勒在窃听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是德莱曼夫妻生活的关系，那是一种深执的爱，令维斯勒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爱，一向没有私生活的维斯勒开始了审视自己的过程，羡慕还是嫉忌，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人性在这里被慢慢地唤醒，当他叫来妓女的那一刻起，他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私生活，一个作为男人应该拥有的生活。

但令维斯勒无法理解的是，虽然德莱曼夫妇是那么地恩爱，是那么地醉心于自己的艺术事业。可西兰德还要委身于文化部长。虽然维斯勒也明白这其中的关系，但作为一个刚刚被唤起些许私人生活意识的史塔西军官来说，这是一个求证的机会。于是他暗示德莱曼所发生的一切。可以想象，这时的维斯勒虽然有些许的同情之心，更多的却是一种冷眼旁观，一种对德莱曼夫妇私人关系的评审。

德莱曼的表现令维斯勒体会到了一个男人的无奈与深情，而作为西兰德的戏迷，维斯勒终于决定从偷窥者变成参与者，他要阻止这种有违私密空间事件的发生。当他坐在酒馆等待着西兰德的那一刻，维斯勒不但成为了一个参与者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将政治问题隔绝开来，而保护着人们应该拥有的私人空间，也是从一刻开始，维斯勒的私密意识得到了完全的伸张，那种窃听的无视他人生活的手段被他完全摒弃了。

如前所述，德莱曼与妻子的关系虽然由于维斯勒的参与更加根深蒂固了，但由于好友的死亡，心中那团激情终于按奈不住地迸发了，德莱曼决定从事新的创作。这是一种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，德莱曼选择了英雄式的死亡，但他却一定要瞒着自己的妻子，因为那依然是爱的本质，爱在这里只是卑微的生存的延续，但这却是不得不如此的。

由于德莱曼为了检验自己是否受了监听而触怒了维斯勒，恼羞成怒的维斯勒这才想起自己的史塔西身份，就在他想告密的那个瞬间，他却改变了主义。身为史塔西的维斯勒参与到德莱曼夫妇生活中是一种冲动，而已经正视人们私生活的维斯勒前去告密同样是一种冲动，但这两个冲动其本质与立场却截然相反。维斯勒的转变也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人，一个真实自我的转变，他从这一刻起就已经脱离了史塔西这个身份。

如果偷窥者与被偷窥者从精神上达成了共识，那么所谓的监听，所谓的参与都无关紧要了，影片发展到这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偷窥与拯救的主题。接下来的情节则是对剧本对故事的完善与补充。

德莱曼的写作终于引起了史塔西组织的注意，于是，西兰德被抓了起来，而维斯勒也受到了上级的怀疑。史塔西第一次搜查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，于是，维斯勒被迫接受审问西兰德的任务。对于一个曾经是审讯的高手来说，这个任务其实并不重，但维斯勒的处境却十分地窘困。

当西兰德看到维斯勒的时候，她的表情是木讷与疲惫而不是常规的那种惊讶，她明白了这个当初阻止她委身文化部长，这个鼓励她的演艺事业的人竟然是史塔西成员，并且她也明白了，原来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已经被掌控中。在这个时候，西兰德其实绝望了，她对前景有种莫名的恐惧。于是，她终于说出了那台打字机所藏匿的位置。与其说西兰德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而出卖丈夫莫若说她已然崩溃了。

但这也许就是悲剧的产生，维斯勒虽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住了德莱曼的打字机，但心中愧对丈夫的西兰德还是自杀了。

维斯勒拯救了自己，也拯救了德莱曼，但他却拯救不了西兰德，作为影片中唯一的一个女性角色，西兰德的委身与自杀都是一个悲剧，这与脆弱无关，只是一种爱在强压下的变形与丧失。但恰恰是这种爱，却将维斯勒从一台机器还原成一个个体。影片虽然对当时东德的白色恐怖氛围做深刻的回顾与揭露，但西兰德与德莱曼之间的爱情故事却温存了这种恐惧，不但是希望所在，也是力量也是求得人性回归的唯一途径。